如果我们说80年代谈的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话，而90年代则更多的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比较，在80年代，谁都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人，侃一通“中国人的劣根性”；在90年代，面对悄悄变化着的文明底色，你必须默默地不断调整自己。很明显，一个大于我们存在的事物已悄悄降临，我们已感觉到它的冲击，但却无法为它命名。
“数字论坛”有幸成为这种新文明的阐释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为极偶然机缘而诞生的“以计算网络为手段联结的圆桌会议形式和沙龙”会越发呈现出它对这个时代的独特影响。
1998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IT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看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看重来自社科院的郭良与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洗礼。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IT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发言人。
在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来自清华的博士方兴东的一系列文章可谓给中国IT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读方兴东的文章，就如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风暴。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围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镐。而中国网络事业先行者之一的陆群，作为《网络文化丛书》的主要创意者，多年一直致力于网络文化与产业发展的研究，在业界颇具影响力。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未来“数字论坛”的主干。
认识胡泳是在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编辑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与产业评述方面的书──就是今天即将出版的“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只是一个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沙龙。它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所未料的。有无数的媒体要求采访，有不少厂商找上门来要赞助“数字论坛”，让“数字论坛”变成一个实体。但是“数字论坛”除了获取大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之外又能干什么呢？
由于采用彻底扁平化结构，“数字论坛”即使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为此，姜奇平曾经问过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不愧是一代宗师，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作者系《信息产业报》总编、业界评论家）
